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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在21世紀能否走向和解?
來源:中華文化促進會特稿 | 作者:王石 | 發佈時間:2018-12-22 | 335 次瀏覽: | 分享到:

人類在21世紀能否走向和解?

中華文化促進會主席王石主講藝術與人文高端講座

我很高興奉夢溪院長之命參與這個講座。人類在21世紀能否走向和解?開講之前好幾位朋友都說這個講題極好。但這個講題是夢溪院長想定的。這實在是一個大而又大的問題,關係到人類命運,也可以說生死存亡。因為衝突、戰爭對於我們意味著什麼,已與過往不同。記得有人問普京:如果美俄有一戰,誰是贏家?普京說沒有贏家。我想各位都懂。

今天來了很多人。據說幾天前所有的票都已搶光。我知道各位不是因我而來,而是因為這個共同關注的問題而來。不過我還是十分感謝!

夢溪院長命我講這個題目,是因為他看到我今年五月出席第十次兩岸人文對話,作了一個發言,題為《走向和解》。他認為這個想法、提法都很好。我的那次講論,主要是受到北宋哲學家張載(1020-1077)“仇必和而解”的啟發。張載在《正蒙·太和篇》中說“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必有仇,仇必和而解”。“物件”之說很有哲學意味,假如黑格爾知道就不會說中國古代沒有哲學。各位知道,半年多以前,很多情況還沒有發生,起碼還不是現在這樣山雨欲來!

在目前,有些劍拔弩張的氛圍下講和解,也許不合時宜。我從網上看到不少國人意氣風發,內心之想恐怕不是“仇必和而解”,而是“仇必幹到底”。

但我還是領命而來,多少有些知其不可而為之。因為無論如何,我們決不能忽視:“仇必和而解”是中華文化精神,是中國哲學,是中國人的智慧;和解的精神、思想、智慧,對於改善人類狀況,緩解人類危機,乃至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均有重大意義。

怎樣一個講法,我很費周章。因為既不完全是學術問題,又不完全是時事評論,這樣我就想,從幾個比較淺近而熟知的觀念講起,同時儘量涉及一些人們比較關注的情況,由古及今,都與“和解”相關聯。   

(一)差異,以及從文化差異到文化衝突

和解,是相對於對抗、衝突而言。而對抗、衝突,往往起自差異。宋玉《風賦》說,“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萍之末”。差異就是那個地,那個青萍之末。

差異(difference),哲學名詞,普遍存在於種族、宗教、性別、語言、法律、制度、審美、習俗、生活方式之間,應該也包括貧富和利益獲取。

今年秋天我在絲綢之路工商領導人峰會上曾經講過差異問題。那次我強調說,差異是古已有之,於今為烈。極端一點說,回溯到史前,地球人類的數量極少,生活區域極分散,社群的規模又極小,而且彼此相對封閉,恐怕連雞犬之聲也聽不見。這種情況下,所謂差異,幾乎可以忽略。因為感覺不到。上述情況估計到農業時代仍相差不多。據說中國人發明的火藥、造紙術、印刷術、指南針,傳了好幾百年才傳到歐洲,經濟學家稱農業經濟是停滯型經濟,這是有道理的。

工業革命以後,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形成,區域的、國家的差異逐漸凸顯出來了,19世紀後半葉,歐洲產生了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那時民族主義意味著民族的自覺,費老1986年在香港中文大學作報告,講到中華民族4千多年一直是一個“自在”的民族,本世紀初才是一個“自為”的民族,知道自己從哪裡來,什麼稱謂。但民族主義有負面的東西,就是把人分化為:我者與他者,本族與外族,自己人與外人。而進入全球化時代,人類的關聯性、依存性、大幅提升,距離大幅抵近,宗教問題、文化問題、價值觀問題、意識形態問題、人口問題、移民問題,簡單的說是,東西意識和南北貧富的問題,一下推到人類面前!

西方有的學者認為,人類智慧發展的速度永遠先於人類理性。而這中間的時間差,往往蘊藏著災難。我想這是對的。比如,核技術與核控制。人類還沒有準備好,各種差異卻已迫在眉睫,甚至未及辯解,差異已變形成對抗,變成衝突。速度本身也是一種危機。

差異本身並不是風險。但處理不當就會成為風險!

差異具有二重性,一是促進交融、創新和發展。我們後邊會講到。二是導致分離、對立。

差異如何逐步升級,逐步導向分立、分裂、分離、分散、猜疑、隔閡、怨恨、對抗、衝突,乃至暴力衝突,差異又如何因文化、文明把人類分化為不同的板塊?關於這些,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著作,應屬已故美國政治學家,哈佛大學的撒母耳• 亨廷頓教授發表于1993年《外交事務》夏季號的論文《文明的衝突?》,以及1996年以此為基礎寫作出版的專著《文明的衝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這本書先後被譯作22種文字。

亨廷頓教授作為美國的政治學者,他的西方立場不言而喻。但我們不能不說,他的觀察和提醒是到位的、深刻的。

其一,他告訴我們,一切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差異都是因為文化。因此,文化差異具有根本性。關於這一點,在他與哈佛大學的另一位美國政治學家哈里森一起主編的《文化為什麼很重要》一書中也一再強調。遺憾的是我們觀察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不僅仍習慣於橫向並列,而且至今仍停留在文化為政治服務,文化搭台經濟唱戲一類的觀念之上。他將文化視為基礎。這比我們深刻的多。喀麥隆學者丹尼爾• 埃通加-曼格爾有一句名言“文化是制度的母親”。

其二,他又告訴我們,過去時代的結盟,往往是地緣的、經濟利益的、意識形態的,尤其二戰之後兩個陣營的對立更為明顯。但冷戰結束後,世界的劃分則體現為不同類型的文明。他把這個世界的文明分為七塊,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土著文明和非洲文明。他又認為其中核心的文明是西方文明、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他說這三種文明,西方的傲慢、伊斯蘭的不寬容、中國的武斷(一廂情願),三個板塊的互動決定這個世界的走向。

只是,亨廷頓教授的西方立場和極度的憂慮,使他的思考未能走出非此即彼的思維陋習。比如,21世紀的全球體制,權力分配,以及各國的政治和經濟發展,是取決於西方的價值和利益,還是取決於伊斯蘭國家或者中國的價值和利益?他認為二者必居其一。如此,則文明衝突勢所必然。他還認為西方文明和中華文明沒有任何相同之處,遲早要走向衝突。

然而中國人卻有別樣思考,別樣主張。在世界如此不安的情境下,中國學者應該據以向國人向國際社會傳播中華文化的這些寶貴的思想。

(二)和解,中國人的文化精神

 1.異同之辯

月前,我向夢溪院長請教一個典故的出處。“將無同”,一說是《晉書》卷四十九,列傳第十九所記阮籍之侄孫、阮咸之子阮瞻與竹林七賢之一、司徒王戎的故事。另一說是《世說新語》文學第四所傳阮籍從子阮修與太尉王衍的故事。出處不一,故事相同。按晉書,是說阮瞻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諮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

“將無同”每被解釋為沒有什麼不同,或者“豈不同”之意。司徒、太尉均屬三公,是很高的官。答者因此三字即獲任用,可見這三個字的份量!


夢溪院長還為我提供了陳寅恪先生在論及“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時曾經引述此典,並說“其實問者之為王戎或王衍,答者之為阮瞻或阮修皆不關重要,其重要者只是老莊自然與周孔名教相同之說一點,蓋此為當時清談主旨所在。故王公舉以問阮掾,而深賞其與己意符合也。”

人類的共同性大於差異性,這是“將無同”三個字給予我們的重要啟發。“貴名教”與“明自然”有為與無為,入世與出世,這些主張看起來不同,如果我們站在王戎與阮瞻、王衍與阮修的視角,是否可以有如下延伸之論,古代與現代將無同,東方與西方將無同,中國與美國將無同,一切人類之宗教、信仰、文化、制度……將無同。溫飽、尊嚴、安生、健康、愛情,這一切應該都是人類的共同追求。

從此處出發,則可以理解王國維何以主張“學無中西”,錢鐘書何以主張“東海西海,心理悠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假如沒有這樣一個“將無同”的前提,還有文化交流、文明互鑒、民心相通的可能性與可行性嗎?

“大同小異”,這裡所謂“大同”,與“天下大同”的“大同”,含義相近,也有區別。“求大同存小異”,所求即“將無同”之同,也即“殊途而同歸”的同。說的是大體,大道,基本。山西有個大同市。大同是北魏都城,那時叫平城。大同之名,始自元代。元是少數民族政權。大同那個地方是北方民族和中原漢族的雜居地。據說有四十多個名族,把這個地方命名為“大同”含義很深。是說各民族風俗,雖然不同,但是人性是共同的。

“將無同”三個字還告訴我們,不可將自己的文化與別國別族的文化完全加以區割甚至對立。什麼是特色?特色不是本體,不能因強調特色把我們和其他國家民族區別開來,更不能認為我們的文化是最優秀的。近年每聽到有人說中國智慧是世界上最高的智慧,總感到不安。還有“厲害了我的國”。也許屈原在世,會為此歡呼?但假如老子活著,他一定認為這是危險之想。老子比屈原更深刻。

文化與文化的關係應該是平等的。我們講文化走出去是為了相互瞭解,相互交流,相互合作,相互融合,不是為了拯救、覆蓋、征服。

2.和同之別

先秦時代, 中國人已經知道如何區別和、同二義。西周人物已經講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話語。

這一思想,孔子歸納為“和而不同”四字。認為“和”,作為一種理想的、整體的狀態,是由多個部分、多個“不同”構成。反過來說即是不同而和。包容著“不同”的“和”,乃“和”之本義。

晉陝甘一帶把拌麵條的佐料稱為“調和”,讀做tiaohuo。是說不同花樣、不同味道,混在一處,就是俗話說的五味調和。其實五味是言其多。重慶小面據說有十七種調料,比山西人的“醋調和”,陝西人的油潑辣子厲害多了。

從積極的意義上說,正是因為不同,因為差異,促進了事物的發展。

“和為貴”,每在和氣、和諧、和平的詞義上使用,而忽視“和”的另一含義,就是不同。不同而和,這才金貴。完全相同不叫“和”,也不叫“和諧”。說某某言論“被和諧”了,是一種譏諷。你把重慶小面十七種調料“和諧”成一種,那這個面還能吃嗎?我希望講文化、講政治要講我這個“調和文化學”,“吃面政治學”。

多樣並存,和平共處,這個思想是個直接車,直接通向和解。所以人們說和解共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害。”出自《禮記·中庸》的這句話不斷被引述,它是和而不同思想的最好詮釋。中國人認為這是宇宙和自然的法則,因此主張“不相害”。活在同一個地球上,同一片藍天下,無論人、還是一草一木,不能總想滅了誰。

為此,我想講一下我們經歷的兩個不同的時代。上世紀上半葉,我們經歷了革命時代,戰爭年代,二戰後又經歷了冷戰時代,那個時代的特徵,按毛主席的講法就是,一些階級消滅了,一些階級勝利了。“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解決”,“你死我活”,“路線鬥爭沒有調和的餘地”。列寧把這個時代歸結為,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時代的主題是戰爭和革命。

歷史走到21世紀,時代主題和觀念都變了。因該走出有你沒我,有我沒你,你死我活了。不再是一個戰勝另一個,更不是一個消滅另一個。即使階級、階層的差異仍然存在,但是依存與合作的一面成為基本的方面,常態的方面。矛盾和鬥爭退到次要方面,甚至極次要的方面。有人問我,你認為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誰會戰勝誰?我說,兩種思想缺一不可,兩種制度也會在不斷的碰觸、摩合、取長補短中走向和解。資本主義內部有社會主義元素,社會主義內部也有資本主義元素。市場經濟不能取消,共同富裕也不能不講。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想,我認為已經在觀念上解決了這個問題。過程是各行其是,和平共處,道並行而不相悖;最終結果則是走向和解,天下大同。回頭再看小平同志所說姓社姓資不爭論,真是很高明的見解。不爭論是一種默契,也是一種和解。

前面講到差異促進交融、創新,從這個意義上說,差異是發展的契機。

不少朋友論及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總是特別強調多元化,多樣性。他們擔心如果不做這樣的強調,就會導致文化的一體化,同質化。而我認為,這個擔心是多餘的。不同文化的交融,不但不會導致一體化,而且會發展出新的多樣性。200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非常重要。但我認為片面強調了原生的多樣性,沒有看到文化交融將產生新的多樣性。

比如油畫、芭蕾、交響樂、電影,都是全球性文化,走入中國,便生成中國的油畫,中國的芭蕾,中國的交響樂,中國的電影。反過來,中國的琵琶、二胡、笛子遇見西方的交響音樂,並沒有被吃掉,反而產生了琵琶協奏曲,二胡協奏曲,笛子協奏曲之類前所未有的音樂形式。這,可以視為中西文化、中西音樂的和解,或者說超越。

3.大同之想

天下大同,是從古到今中國人一以貫之的想法。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到毛澤東都不例外。能否實現,什麼時候實現,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心存此想,並朝著這個方向努力。有無此想,是完全不同的。

說到此,我想講到兩位前輩。一位是錢穆。20156月我們曾經在長沙開過一次會議,主題是中華文化對人類未來可能之貢獻。這句話是套用錢穆先生的一篇文章的題目。錢先生于96歲高齡,由他口述,完成了一生中最後的一篇文稿《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他所謂可有的貢獻,是指“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他對自己的這個想法極其重視,曾在香港向自己的學生講述。這篇文章的最後,他寫了一個小注,闡釋中國人心目中的“天下”:

“今僅舉“天下”二字,包容廣大,其涵義即有,使全世界人類文化融合為一,各民族和平並存,人文自然相互調適之義。”

這,可理解為錢穆先生心目中的文化的大同。

第二位是費孝通。他的四句教也廣為人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看來做到“各美其美”並不難,但眼下的情況是,各美其美往往淪為唯我獨美,變做排他性的自美。《莊子·山木》有句話,說“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美而不自知,吾以美之更甚”。莊子此言現今也被解釋為“連自己都不說自己好,誰會說你好”。這種時尚,距離費先生的那幾句話豈止天壤。

但人類的理性畢竟是偉大的。   

已故周有光先生有個論斷,被稱做雙文化論。他說:“在全球化時代,世界各國都進入國際現代文化和地區傳統文化的雙文化時代。”老先生說的是一個事實。按照我的理解,他所說的“國際現代文化”正是人類共創、共有、共用的全球性文化,或稱大同文化。

可知,文化的融合一方面產生新的多樣性,一方面也產生新的共同性。同質化在這個意義上並非貶義。高速公路、高鐵、航空港、星級酒店、互聯網……處處讓人感受到天下大同所帶來的便利!如果不是這樣,每個地方都各有一套,反而不可想像。

而“命運共同體”思想,無疑讓所有人感受到一種擁抱世界的智慧和溫暖:追求本國利益,維護本國權益,同時又兼顧別國利益、別國權益、別國之合理關切,謀求本國發展,同時促進各國共同發展,反對零和,反對以鄰為壑,反對以犧牲別國利益為代價發展自己。總之,是以追求人類共同利益為最高原則。

我多次講過,已經很久了,這個世界似乎一直缺少像樣的思想。而今,人們終於看到照亮新時代的第一道曙光。我認為這是新一波全球化區別於前一波全球化最引人入勝的思想光芒。

以上講到中國文化的若干方面,異同之辯、和同之別、大同之想,可以視為引導人類走向和諧的思想資源。

什麼是和解?捐棄前嫌,化敵為友是和解,顧全大局,握手言歡是和解,相逢一笑泯恩仇也是和解。但我也要說,所有指向和解的努力,所有的妥協與讓步,所有的寛容與諒解,所有的耐心與等待,同樣值得嘉許。甚至在暫時沒有解決方案的情況下,擱置紛爭,保持現狀,管控風險,相向而行,也不失為和解之良兆。

有人會問,和解是工具理性還是價值理性。我想首先是後者。和解是一種價值。各位想一想,對立、摩擦、衝突、戰爭之類,總之是“有反必有仇”。但是所有這些,或贏或輸,或長或短,總要了結。哪怕是暫時性瞭解。以二戰論,美日可以說是大敵。日本人偷襲珍珠港,美國丟了原子彈,都是慘絕人寰。然而戰後,美日和解,化敵為友。和解為兩國的發展,兩國的人民帶來福祉。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曾經將這個時代的主題表述為和平與發展;後來錦濤同志加了兩個字,合作,再後來習近平主席又加兩個字,共贏,這個時代完整表述為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確定這個主題很重要,是總綱。這四項,和平、發展、合作、共贏,都極重要,而前提是“和平”。沒有和平,其他三項都談不上。

令人不安的是,這個世界衝突不斷,局部戰爭不斷,恐怖襲擊不斷,極端行為不斷,到處冒煙,還有全球範圍內的幾近瘋狂的軍備競賽。最近的資料顯示,美國一個國家的軍售就占了全球武器銷售的將近一半。從陸地、海洋、天空以至太空,已經佈滿了軍隊和武器,這個世界還有太平嗎?

不知何時起,不知為什麼,我們的電視螢幕上開始出現軍事節目,並愈演愈烈。是我們的國民特別需要知道各種軍事知識和武器性能,還是我們的媒體特別需要告訴他國我們的飛彈隨時可以飛到你們頭頂上空,因此你要小心一點兒呢?我真盼望我們的電視廣播報紙多些和平教育少些軍事鼓吹,我甚至希望我們的文化界人士,聯合世界文化界人士,呼籲各國政要,尤其是大國的領袖們,要百倍珍惜一戰二戰慘痛代價換來的僅僅維繫了70多年的短暫的和平!你們常常說“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如何如何,我真希望你們首先為人類21世紀的和平負責。本世紀末,全球人口將增長到80億左右,但願你們能以天下蒼生為念,以人類和解為念!

我的結語是,既然和解是唯一選項,唯一前景,就讓我們相信人類的智慧與理性終會指引自己走上存續與幸福之途。誠如本院創院之旨 :為中華文化人文精神之回歸與重構,祈人類之性體最終複歸於本然之善。

20181218日王石主席在藝術與人文高等研究院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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